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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逆潮》No2. 分工与分配的讨论

逆全球化时代下付鹏的思考

在上一篇《No.1》中，我们介绍了付鹏的框架体系可以概括为三组关键词：分工和分配、债务和杠杆、收入和贫富。

这一篇介绍其中的第一部分，分工与分配。

要回答的4类问题

要理解分工与分配的框架，要先思考和回答4类问题：

分工的源头何在？什么因素决定了分工的细致程度和专业化程度？
分工带来了哪些市场效应？随着分工不断深化，市场结果会发生什么变化？市场机制又呈现什么特点？
市场中的贸易格局是怎样的？贸易活动如何开展？贸易关系如何形成？
随着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规模的扩大，收入和分配将呈现怎样的特征？其公平性和效率性又如何？

历史上的分工

先说个人和国家内部层面。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起源于人类个体才能的自然差异性，以及人类所独有的交易倾向——交易（交换与易货）是逐利的行为，其利益决定于分工。个体劳动趋于专业化，这将带来生产力的提升。

比如有的人善于种植桑树，善于养蝉，有的人善于织布，有的人善于刺绣，这里每个生产环节时间都很长。

如果集中在一人身上，那么产出结果（包括中间结果）的流程就是线性的，为了获得最终商品时间就等于每一个环节的耗时总和。

如果每个环节由不同人负责——善于种桑的人大规模种植，善于养蝉的人提高缠死产量，善于织布的人专注刺绣和图案设计，还有销售环节也得注意上才能买得好价钱——那么，可以保证每一个环节的人起码在一个生产时节都有原材料可用，不必自己全干的时候干等前一个环节的中间结果。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也盛赞了分工的优势：

提高了个体劳动者的工作熟练程度和判断力
节约了不同劳动者在不同工作内容之间切换所需的时间
增加了发明新工具的可能性

自然分工的结果是社会上出现了差异化的产品，产品的富集催生了交易，为了满足交易的需求就催生出了市场。同样，如果没有市场，那人们只能自产自销。市场扩大和贸易的繁荣带来了利润分配。

国际分工带来的贸易全球化

然后说国家之间。

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从海上对外出口瓷器、丝绸到东亚日本和朝鲜，尤其以明朝清朝交替时期的郑龙海商集团尤为鼎盛。中国向日本出口生丝、丝绸、药材、瓷器换回金银，在官方贸易几近停摆阶段几乎垄断了民间贸易。中国商船从广州、福州、浙江等地出发，抵达日本的平户、长崎等地，发生频繁的贸易往来。甚至东南亚的吕总、欧洲的荷兰都有。

古代中国对东边国家贸易关系更多是一个一对多的单方面关系。在中国的西边，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贸易路线。

从爱琴海古希腊诸城邦之间的航海贸易开始，到工业革命之前地中海诸国与近东贸易，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因为各个国家国土面积较小和气候环境单一，所以各国急需货物交换来满足国民需求。而一旦贸易的大门打开，本国的某些商品有可能被外国竞品打败失去产业上的优势（投资打水漂、工人失业），而有的则会打败其他国家商品获得比国内更大市场份额。

从阿拉伯、印度、中国来的货物主要是胡椒、肉桂、丁香等香料。香料在爱出汗体味大的中东和欧洲人那里是必需品，在化工合成技术还不发达的古代，植物香料是重要来源。但是由于植物生长限于地理位置，所以必须从中国岭南和两广地区、东南亚、阿拉伯半岛种植。因为大多数香料植物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和充足的阳光，水分则因品种而异。

所以，在小亚细亚地缘政治稳定时期，阿拉伯、印度、中国运来的香料集中到叙利亚再到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再贩往西欧各地。

具体到欧洲内部，葡萄酒贸易在地中海内和欧陆内部都至关重要。许多城市如波尔多、勃艮第、波尔图、科隆等，因其在葡萄酒贸易中的地位而富裕起来。法国勃艮第当地的教会在种植葡萄和酒味调香上率先做出了工艺的改进，使得产量大增。同时法国南部是地中海这一地理位置使得其也更容易触达贸易网络。

上面的例子强调资源禀赋带来的“比较优势”，这也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观点：通过分工和贸易，各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使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经济效益最大化。每个国家都越来越依赖于其他国家的生产和其他国家的紧密互动。

提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两位经济学家，支持这种观点。

国际间分配问题的出现

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的贸易以农产品或者初级加工品为主。但是随着贸易的深化，慢慢问题会出现。刚开始的时候，国家之前生产要素的分配是不均衡的：

有的人口多有的人口少，那么动员能力就有差别——劳动力市场
有的国家有丰富的海港，有的国家在内陆但是有矿——自然资源
有的国家地势平坦农田广袤，水利设施发达——技术进步

而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生产的产品是什么。

一战前夕

我愿意称之为第一代“海上马车夫”的意大利在最开始就在地中海贸易中明确了自己的分工——货物转运——积累下了现代金融业雏形的财富底子。

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生产要素不再大多局限于资源禀赋。英国率先实现了纺织生产机械化，可以说纺织机的开动织出了日不落帝国的幕布。但是纺织行业需要大量的棉花供应，英国和法国有大量的殖民地保障。还有能源和原材料，主要是煤炭和铁矿，这个英伦三岛可以解决。

如果从英法纺织行业的分工来看，英法享受了市场和文明的生存环境，殖民地国家则只能保留最基本的人权。所以，殖民地的起义和反抗此起彼伏。

而具体到国家内部来看，也并不均衡。在英国的煤炭港口城市伯明翰，工人只能走在肮脏湿漉的路上去上班，而贵族和政客则可以享受干净的马车。这点在美剧《浴血黑帮》中可以管窥一豹。

古典经济学里的市场假定竞争是完全的，目标是以社会生产总量最大为目标的。这在现实里过于理想化——比如二战前的英法有谁在意德国普通人的物价和殖民地黑人的平均居住面积呢？所以你会在Ubisoft的游戏《纪元：1800》里看到，新世界的人口需求只要拳击、炸大蕉饼、教堂、朗姆酒等一些基础的加工品就够了，丝毫不需要怀表、自行车、银行、电力、世界博览会的高级设施。

一战前欧洲内部的国际关系基本无法调和的。

德意志地区在日耳曼联邦成立和普法战争后担心法国复仇，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结盟。法国向俄国提供资本和技术助力其实现工业化后结下军事同盟。当时的贸易商品主要是工业品、农产品、原材料和奢侈品。

工业品，当时有进入工业时代的国家：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后来才居上）
农产品，主要是谷物、木材、皮革等，主要出口国是俄国，所以也有个欧洲贵族看不起俄国人的传统，觉得他们很土、下里巴人。
原材料，包括棉花、香蕉、矿石和茶叶等，这些会从殖民地运回欧洲
还有一个没有提到的，航道安全。

而工业品的消耗市场在哪里呢？肯定是欧洲大陆自身，那么市场就这么多，崛起的德国能咋办——只能靠抢（在当时的国际外交框架下）——英国的衣服换成德国产的、法国的葡萄酒换成德国酿的，而且英国人也要穿德国产的衣服，他们的纺织机最好也要换成德国的。

所以在俾斯麦被罢相之后，继位的德皇威廉二世就要求扩展德国的工业版图、拓展海外市场、增加殖民地——这就等于要求重新划分全球势力范围。那么这必然触犯了英法的利益。所以爆发了两次摩洛哥危机。

摩洛哥危机

摩洛哥位于北非，与西班牙隔海相望，物产丰富，有着丰富的农产品和矿产。德国希望对摩洛哥进行贸易和投资，获得这些资源来支持其工业发展。同时，遏制英法在北非的势力。而且摩洛哥地理位置扼住了地中海出口，要是德国驻军，则对英国贸易不利。英法同盟里，英国负责北海和大西洋，法国负责地中海。

大家可能都听过萨拉热窝的枪击是一战的导火索，它发生在1914年。而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发生在1911年。这次事件，让英法在1904年签订的非军事同盟《英法协定》基础上，将英法俄升级成了军事同盟，对抗此前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王国的三国同盟。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时，摩洛哥还不是主权国家。西班牙王国举行了阿尔赫希拉斯会议，德法两国坐下来“分配”摩洛哥，但是分配结果德国和法国显然都不太满意，回去之后军备竞赛依旧继续，确立了英国负责北海、法国在地中海、俄国在波罗的海的军事部署划分。

这次事件显然是了一战的催化剂之一。

分配问题的矛盾根源的探讨

上面介绍了国际分配出现矛盾时各个国家首脑诉诸的手段。经济学家则希望探讨背后的原因。

除去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外，有不少当代和现代经济学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去完善国际分工分配产生的原因。

比如弗雷德·费农，认为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不断变化，技术的差异是的各个国家在不同阶段具有不用的比较优势，该理论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和验证。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经济特征相近的国家出发，认为规模效应递增导致的成本下降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原因。在经济特征相近的国家，由于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成本会逐渐降低，从而使一国成为净出口国。这种理论并不依赖资源禀赋，而是强调规模效应。

迈克尔·波特教授则从国家竞争优势的角度阐述。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其产业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如果具有，就可以通过国际分工和贸易来获利。他强调了国家在其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战后的国际分工和贸易

二战后，欧洲经济遭到重创，美国接替英国成为全球贸易的主导者。苏联是其有力竞争者。

从二战节后的60年，粗略的概括全球贸易格局可以分为为3个阶段：

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帮助西欧国家重建经济，消除西欧国家内部的关税壁垒实现经济一体化。
20世纪70-80年代：这一时期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石油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向多极化发展——此时的日本迅速崛起，与西欧和美国三足鼎立。
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的集团化同时加快，这个后面会讲到。

在第二阶段，我们回顾日本的崛起和失去的30年的话，日本先是凭借成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军工厂，给资金和技术帮助日本复苏。日本方面也配合毕竟当时是两强争霸的两极时代。这段时间日本利用战争闷声发大财、富国轻兵，GDP每年超过9%地增长。

但是朝鲜战争之后，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全世界卖了大量商品、积累了大量财富。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心态都发生了变化。

在日本80年代，美国国内感觉到日本商品的低价量大对本国的威胁，特别是半导体行业，市场份额被日本夺取（NEC、东芝、富士通），特别是涉及到军工，那就是国家安全了，所以美国对日本采取了反制措施，签订了《日美半导体协议》要求日本放开本国市场——可以看出，日本在对美贸易上是自私的，它在60年代开始制定了一些政策，比如《电子工业振兴措施》限制外资进入，用来保护本国产业。

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

鉴于历史的事件，克鲁格曼改变了传统的自由贸易的看法，构建了基于竞争性的贸易关系模型。这可能更加接近现实：

在经济发展初期，各国通常会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国内的各种产业支持政策，因为政策制定者认为这些产业可以产生技术外溢，进而住到全球产业分工布局，并最终决定经济增长。
政府可以干预国际贸易政策来帮助国内企业获得“租金”。这种干预包括关税补贴、税收优惠、限制外国企业的进口和投资等。

以日本的邻国中国举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崛起的行业：

1980-1990的家电产业
1990-2000的集成电路产业
2000-2010年的半导体芯片

这些都带动了产业聚集，国家给了财政补贴、政策支持以推动其发展。结果是斐然的，成长起来了海尔、美的、格力等家电品牌，集成电路有京东方、长江存储等把三星等外国高价产品打下来的企业。不过这些也是被美国诟病的：采取退税补贴等政策支持其战略行业发展，对外国竞争者进行打压。

这样的贸易政策也被称为战略性贸易政策。

克鲁格曼的这个理论并不是一开始就被主流接受，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他的理论才逐渐得到证实——从自由贸易走向战略博弈，是必然结果。

分配失衡争吵

20世纪90年代，亚洲四小龙主导了东亚地区的分工：

韩国：以制造业为主，特别是电子、半导体，汽车和船舶
中国台湾：半导体、计算机、通信设备
中国香港：金融服务业
新加坡：航空港运、金融，是东南亚的金融枢纽
泰国：人力

分工带来了利润的分配，亚洲四小龙获得了经济的发展。

后来出现了一个全球分工中的“巨无霸”——中国。

韩国曾经造船业很发达，后来被中船集团超越，LNG大型船的订单占据全球的2/3
韩国的汽车，被日本本田、丰田超越
京东方超越三星成为市场份额过半的面板厂
中国台湾的通信设备被中国的中兴、华为超越，剩下一个难啃的台积电
新加坡的航空港运也逐渐落寞
泰国现在是木材和旅游国家
...

这些的结果就是失衡——分工差异性消失、生产高度发展、技术高度融合。

中国的崛起，如克鲁格曼所说，一开始凭借劳动力优势吸引外资、进行生产线，进一步要求技术转让开始的，家电和集成电路产业就是例子。

这些都直接威胁这样原先分工和分配的背后主导者——美国——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2018年3月22日签署备忘录，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这场贸易战涉及广泛的商品和产业。

欧盟跟随——因为欧盟第一大国德国的国家产业就是汽车——轮值主席冯德莱恩对华提出去风险、汽车反补贴调查等。

国内分配也是值得关注的。

国家内部的失衡体现在各大部门和个大主题的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上。这种失衡可能是历史机遇下顶层制度对于要素的分配造成的，而不是个人造成的。
...
在初始状态下，由于机遇的影响大于创造性，权力的释放带来红利的显现，极大的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伴随着不平等和差异的加剧，如同初始资金不同一样，发展越迅速，先富裕起来的人越富有，从而能获得更多资源。

付鹏认为，收入无法均衡，但是可以通过努力创造出庞大的中产阶级，对于“金字塔”的稳定性具有决定作用。

西方国家为了解决贫富差距采取过多种手段——快速发展经济、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和保障制度、帮助中产阶级崛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橄榄型的社会形态。最重要的是，西方世界在世界范围内调整分配框架，通过其他国家的帮助获得了足够的资源，弥补国内贫富差距的影响。

分配失衡的难题

从利益分配视角看，存在两种方式：

零和博弈的偏向式
增量下的共赢

哈佛大学啃你你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的《全球化的悖论》中明确提出“全球化三难选择”：一个国家在追求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和民主政治这三大目标时，只能同时满足两个。

分配失衡的结果：逆全球化

对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机会，也压力与挑战。他们必须与全世界的劳动力竞争，为了保护自己都利益，他们会把选票投给哪些能够采取措施抵制外国竞争者的人。

更加具体的分析可以收听：

全球化不一定带来国家的崛起，而衰落国家则往往会诉诸贸易保护措施，以保护本国市场。这背后的原理是在分配过程中存在着天生的人性的利己。

这一现象的反应就是全球贸易秩序由原来的WTO转成了区域经济为主各类贸易协定：

RCEP，区域全面经济火爆关系协定，由东盟十国发起，包含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2020年，NAFTA被美墨家协定（USMCA）取代
CPTPP，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包含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11个国家
EU，就是欧盟
MERCOSUR，南美国家的贸易协定（南方共同市场），包含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

思考

文明的核心框架是争夺分工和分配的权力。
...
这种权力的掌握实际上是对其他国家命运、对社会其他阶层的命运的掌控。
...
从历史的角度，这种争夺从未停止。从挑战者变成擂主，从主角沦为配角。

这是《见证逆潮》的读后系列，根据书的框架大约还有有4-8期内容。

如果你也对付鹏或者这本书感兴趣，欢迎留言告诉我。如果文中有不对的地方，欢迎评论和指出。感谢阅读！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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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逆潮》No. 3.1 债务与杠杆——财富的起源与历史积累

《见证逆潮》No.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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